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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联通业绩喜忧参半如何变阵进一步互联网化?(1)
来源:网络文章    日期:2020-03-26 07:27    小贴士:点击图片可翻页
原标题:中国联通业绩喜忧参半如何变阵进一步互联网化?    【】

  中国联通进一步明确释放出了将进行全渠道变革、全面互联网化的战略。学阿里、学腾讯,5G时代,它的互联网化之路会走通吗?

  2019年,中国联通营业收入2905亿元,同比减少0.1%;净利润达113.3亿元,同比增长11.1%。全年实现服务收入2644亿元,较去年同比上升0.3%。2018年,服务收入为2637亿元,同比增长 5.9%,增势放缓。

  财报数据喜忧参半。喜的是,从增长驱动来看,产业互联网增速亮眼。2019年,中国联通的云计算、大数据及AI物联网等创新业务收入达328.6亿元,同比增长42.8%,占服务收入比例也由2018年的8.7%上扬至12.4%;忧的是,无论是移动宽带还是固定宽带,增量不增收的老情况仍然持续。

  此时,正是中国联通进一步夯实混改的关键年份。自2017年启动混改,联通已经完成了“混”,但“改”的任务尚未完成。今年,中国联通的任务是,持续释放混改红利的同时,继续平衡5G建设与日常经营。

  在财报发布前的3月6日,中国联通启动大市场统筹运营组织体系改革,在总部层面建设“1部2中心”,通过改革建立大市场统筹下的总部、省分、地市及区县四级新型运营体系。

  多位接受《财经》采访的行业人士称,中国联通本次改革力度更大,将推进全渠道、互联网化变革。但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国企改革专家高明华则向《财经》记者表示,中国联通的混改效果有限。他认为,混改的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,只有高管团队独立决策,并对自己的决策行为独立承担责任,才是有效的改革。

  此时,包括中国联通在内的中国电信运营商5G建设节奏加快。虽然受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影响,5G网络建设推迟2-3个月。但2020年,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的5G建站目标不变且提前,双方计划三季度完成新增共建共享5G基站25万站,实现全国所有地市覆盖。目前,复工复产后的电信运营商正加紧建网。

  与其他两家运营商不同,中国联通在经济与话语权上稍显逊色,以变求存的欲望也最强烈。移动宽带等业务增长乏力,5G资本开支猛增,包括运营商在内的通信产业早已迎来“微利时代”的大环境下,中国联通将会趟出一条怎样的迭代之路?

  移动宽带营收双下降,是受提速降费、市场饱和、携号转网、4G流量红利消退、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。

  2019年,中国联通移动服务收入实现人民币1564亿元,同比下降5.3%。相比2019年前三季度6.1%的同比降幅,略微缩窄,但仍不容乐观。此外,移动宽带业务接入收入为416亿元,同比下降1.7%。

  移动服务中,手机上网总流量增加,收入却减少。2019年,中国联通手机上网总流量增长46%,手机用户月户均数据流量达到8GB;手机上网收入1028亿元。更早的2018年,手机上网流量单价大幅下降、总流量增长1.8倍,手机用户月户均数据流量约6GB;手机上网收入1048亿元,同比增长13.7%。

  收入增势放缓,源于移动用户ARPU值持续降低。整个2019年,中国联通移动出账用户净增344万户,截止2019年底,中国联通出账用户3.2亿户,用户ARPU为40.4元,2018年的移动ARPU则为45.7元,同比下降11.6%。

  移动用户结构的持续改善,也不能完全对冲ARPU值的下滑影响。净增移动出账用户中,4G用户净增3384万户,总数2.54亿户,占80%,同比增加10%。ARPU值在通信技术换代升级时会有提升,但野村综研(上海)咨询有限公司通信和ICT事业咨询部总监陶旭骏认为,5G初期上量不会太大。

  陶旭俊向《财经》记者分析,净增的3348万户4G用户,是低价值用户。4G晚期发展的规律是,转移入网越晚,使用价值越低,ARPU越低。对收入的提升不明显。

  从2020年1月、2月的营运数据看,中国联通移动业务出账用户分别净减118.6万户、660.1万户,累计净减778.7万户。2月份4G用户减少267.1万户。“疫情期间,大家减少了不必要的双卡消费或手机使用。”陶旭骏分析。无论如何,整个行业都面临用户数量饱和压力,中国联通需要进一步提升产品差异化特质、用户运维质量。

  增势较猛的是产业互联网业务。创新业务是中国联通的另一增量池,也成为一股稳定服务收入力量。

  “云+智慧网络+智慧应用”融合经营,创新业务拉动基础业务焕新。财报显示,2019年,中国联通产业互联网收入同比增长43%(2018年为45%),达到329亿元,占整体服务收入12.4%(2018年为8.7%)。得益于此,中国联通的固网服务收入1057亿元,同比增长9.7%。

  产业互联网是5G的先导产业,相比于移动服务业务,创新业务也不是“零和博弈”。不过,物联网生态建设是一件长期的事,目前仍在路上远未成型。

  “按连接收费更多,流量需求较少”,陶旭骏分析,很多需求靠wifi或者固网+无线方式即可解决,并不是非5G不可。与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相比,中国联通的产业互联网业务,规模效应、差异化道路并不突出。

  竞争还来自行业外部。与网络基础设施有关的业务,运营商占据优势;但是,互联网业务或者IT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业务,由于与开发者有关,本身风险也大,面临的挑战与竞争也更为艰巨。而这一方面,不仅中国联通,运营商整体做得不突出。

  所谓“大市场化统筹运营组织体系改革”,是统筹安排2B与2C业务。改变此前市场部和政企业务部分开的做法,政企业务部也要服从大市场化统筹安排,由一个市场总部安排所有产品协调。

  从业务规则到业务策划都管理,陶旭俊分析,本质上,联通的总部由机关变成了参谋部。

  为此,中国联通总部拟建立“1部2中心”——市场部、“产品中心”、“渠道运营中心”——为核心的运营组织体系。市场部是大市场体系的规划者和资源协调者,负责市场前后端的统筹协调组织。籍此进一步打通线上线下的藩篱,彻底互联网化。

  由大市场统筹的总部、省分、地市及区县四级新型运营体系,按照“统筹”、“产品”、“运营”三大板块,整合市场线资源。一位通信行业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中国联通实际上下发了两份文件,每个省份可依据自身情况选择与大市场部的对接方式——设立市场部,或者另设产品运营中心。

  这给改革提供了比以往更大的弹性,改革力度加大。中国联通的进一步组织改革,是有条件和基础的。

  中国联通的混改始于2017年8月,时任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就公布了混改方案,引入包括腾讯、百度、京东、阿里巴巴在内的多位战略投资者。2018年11月,中国联通总会计师朱可炳在一个会议上表示,“混”的任务已经完成,正在纵深推动“改”的攻坚。

  在这一时间节点将“改”的步伐向前继续迈步,是国企改革、产业发展、集团业务战略布局影响下,中国联通对自身的“转型定位”。

  一方面,国企改革、5G新市场在推动联通变阵。“国资委也在做总部机关化改革,压缩总部层级,减少总部岗位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国企改革专家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,2016年就开始混改的中国联通,这次更多地是组织管控、模块化、扁平化调整。疫情又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升级,“大市场化是提高决策效率,授权放权,加快市场反应。”

  此外,中国联通内部“改”的阻力待清除。改革一定会涉及到不同利益再分配。“市场部、实体渠道、电子商务部之间是打架的,没有真正融合。”“线上线下两个经理,库存与考核分开。”以中国联通与腾讯合作推出的大王卡为例,实体渠道并不卖力,相关利益不挂钩。即便引入互联网企业的市场管理架构,实际操作上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。

  如果顺利,各地分公司会成为“四肢”,不需要动脑子。但是,可能走得不那么快。中国联通与阿里巴巴的区别在于,即便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平台,赋能各级公司乃至合作伙伴,2B业务都很难真正实现统一标准。

  “5G时代,移动业务的集中化管理比分散化要好。”上述通信行业人士认为,中国联通本身经营上是全国一盘棋(如统一的冰淇淋套餐),移动业务的品牌宣传、广告、引流的集中化运维利于中国联通以规模换合作,以规模换资源。

  2B业务中,虽然中国联通也在推进大策划、大产品、集中化运作,但是,宽带业务的长尾效应太强,政企业务的个性化定制也强。有联通人士称,一单一单推进的业务,目前很难集中,也很难说集中的效果更好。

  另外,中国联通可能难以割舍营业厅。全渠道变革,意味着数字化、个体化、实体化的触点,都成为运营商的营销节点。无论是手机、PC移动终端,还是电影院的贴片广告、路边的大屏广告,都有可能触发用户的购买行为。作为存量触点,营业厅面临身份的变化与数量的缩减。如何有效转身,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  “混改的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。”高明华此前一直关注中国联通的混改,他认为,混改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大型手术,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。按照现有体制,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更换取决于行政任命,一旦更换,改革就可能出问题,或者不能延续。他强调,需要避免短期在位做出的不利于长期混改效果的短期决策。

  混改的核心,是顶层设计(股权结构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、董事会设置和机制运作、高管选择等)。从公司治理角度看,中国联通虽然引入了外部股权,前三大股东都是中央国资,总股权超50%,其他股东参与治理的动力和权限是否足够,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  高明华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从规范的公司角度,中国联通实质性改革不大。“本次改革,只是高管团队的具体决策行为、管理的变动。”

  2019年9月9日,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签署合作协议,在全国范围内共建一张5G接入网络,集约化快速发展5G,旨在实现5G网络覆盖翻倍、带宽翻倍、容量翻倍和速率翻倍。财报显示,目前双方已累计开通共享5G基站5万个,共同节省投资成本约100亿元。

  截至3月5日,中国联通累计开通约6.6万站,自建4.3万站,共享电信2.3万站。中国电信则开通7.4万个5G基站。抛开新冠疫情的影响,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抛出前三季度完成25万个5G基站的目标。2月上旬,工信部向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和中国广电颁发了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,三家共同使用5G系统室内频率。

  与此同时,三家运营商的采购招标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3月6日,中国移动启动了23万个5G基站集采公告,此举被视为正式拉开2020年5G大规模建设序幕。3月10日,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在官网发布“2020年5G SA 新建工程无线主设备联合集中采购项目集中资格预审公告”。集采预估规模为25万站。

  继1月17日,原中国电信副总经理、党组成员高同庆,改任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、党组成员,原中国移动集团副总裁李正茂,出任中国电信总经理。3月23日,李正茂获委任为中国电信总裁兼首席运营官,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文瑞不在担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职务。

  3月11日,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,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李国华因年龄原因退休。早在1月16日,中国联通副总经理邵广禄,也正式出任中国电信党组副书记。

  中国联通已启动5G网络向SA(独立组网)演进升级,预计年中商用。对资本营收较弱势的中国联通而言,资金还是大缺口。2020年,中国联通计划投入350亿元建设5G,占全年计划总资本开支700亿元的一半。2019年,中国联通的5G投资金额为79亿元,占总资本开支14.0%。如何进一步盘活资金池,需要进一步考量。

  多位通信行业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,中国联通的此次变阵需要观察至少3年,才能评说得失效果。侧重于5G网络、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、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“新基建”大潮已起,中国联通在内的基础电信运营商,在整个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托底作用更加突出。

  “中国联通不会失去什么,大不了最差”,前述通信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改革对联通没有坏处,且贯穿其5G建设的始终。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也在互联网化。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失去,中国联通走得最激进。“另外两家不会马上跟风,看效果,学习经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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